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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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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押钞员的罢工正当合理合法  

2014-02-12 20:06: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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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押钞员的罢工正当合理合法

 

我仿佛听到罢工职工在说:国有的穗保公司也太欺负人,老子不干了,不,老子和你们干上了!

 

  211日上午,广州市穗保安全押运公司(简称穗保公司)的近千名押运员,借一名同事因防爆枪走火身亡的契机,在公司聚集罢工,不仅造成封路,也造成市内多家银行网点无法正常办理现金业务,他们的诉求为提高薪酬待遇和改进枪支管理制度。最后,穗保公司总经理李舒答应押运员代表,将为押运员每人增加基本工资500元,并改善公司不合理制度。(211日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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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这次罢以工人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终。罢工进行了一上午即告结束,着实令我非常激动,广州政府尤其是警方的表现,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值得以后其他地方借鉴;当然,这次罢工的正当性是根本原因,若有立法保障就更好了。

  一、警方没有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犯罪为由,抓捕罢工代表和一般工人,值得赞赏

  这次罢工行为当然会有社会危害性,例如造成押运公司所在地的路段封路,交通受阻;多家银行网点无法正常办理现金业务等。但广州警方保持了理性和克制,警方只是表示工人应理性维权,不应影响社会秩序,没有采取实质行动,并表示绝不搞秋后算账,值得赞赏。

  而在有些地方,有人有组织地在公共场所打出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横幅,造成了一定的人员聚集,即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了刑罚。相比之下,广州的做法更可取。我的意见是,政府不要动辄即动用刑事利器,对公民的进行打压,而充分应当尊重公民的权利诉求,积极解决他们维权中提出的问题。

    有网友认为,押钞员手里也有枪,政府才不敢轻举妄动,这当然有道理,但政府采取策略,事后再对主谋者追究刑事责任,还是能做到的,但当地政府不这么去做,还是人性化执法的结果。其实,我还认为,押钞员是银行业的保安,保安都是公安系统主管的,有小公安之称,公安在体制内过得很好,小公安在体制外混得很差,导致警方从心里上也有些下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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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罢工职工的合理诉求,是当地政府能保持克制的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之所以对千名押运员的这次罢工,保持高度克制,应该说,与这次罢工的正当性不无关系。

  穗保公司是国资委主管下的一家国有企业,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押运公司,占有当地市场份额的80%。据其官网介绍,该公司是广州市公安局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专业化武装押运机构。

  就是这样一家国有公司,对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表示出起码的尊重。一是押运员每天工作时间多达11个小时,有时长达16个小时,毎周仅休1天,严重地违背了劳动法关于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规定。二是超时加班没有加班工资,也违反法律规定。三是每日带枪押运工作精神紧张,又如此超长时间的工作,每月的工资待遇却只有二三千元,侵犯了职工取得合理报酬权。四是对工人规定了十分苛刻地扣发工资奖金制度,工人稍有差错,包括迟到几分钟,动辄被扣发数发百至上千元的工资奖金,工人表示,每月那点钱根本不经扣。五是公司在押运枪支的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子弹放着两年多未用,却一直不换掉,旧子弹很容易走火,这次一名职工因走火死亡即与此有关;由于人手紧缺,一些押运车配枪押运员从原来的两名减为一名,万一有点情况,这是拿职工的生命作赌注;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讲,也是严重违反关于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

  因此,押运职工忍无可忍,集体罢工,要求提高薪酬待遇和改进枪支管理制度的罢工诉求,实在再正当不过。此时若政府还去镇压弱势公民,其后果可想而知。广州政府采取克制的方式处理,算是没有做蠢事。

    三、国家应尊重工人的罢工权,并应在立法上得到体现

  罢工权属于广义的劳动权的范畴。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广义的劳动权包括自由择业权,就业保障权(不得随意解雇)、免费就业权(不得动辄收保证金或押金等)、获得正当报酬权(不能劳动强度与工资待遇太不相称、不得动辄克扣工资)、休息权、组织工会权、劳动保护权(生命和卫生得有保障)、罢工权(用罢工的方式向资方表示抗议)等。

  应该说,上述劳动权,除罢工权外,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有所规定,也就是说,同国际基本接轨了。当然,我国参加了相关国际条约,这也我们应当履行的条约义务。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劳动者享有罢工权,确实是一个遗憾。新中国以来,我国先后产生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1954年宪法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宪法,但未规定罢工权;我国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虽然是两部有严重错误的宪法,却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一章规定了公民有罢工的自由(都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可见是作为政治自由来规定的,而不是按劳动权来规定的);现行的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关于罢工权(或罢工自由)的规定。

  取消的理由,意识形态的因素非常浓厚,通常认为同取消“不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自由”相一致,诉求表达不能太过激;再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国家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工人要罢工就是在罢自己的工,这在逻辑上讲不通。1982年宪法制定时,私营经济也没有任何地位,基本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当时存在那样的理论是讲得通的,宪法未作出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几次宪法修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允许存在,到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就不能再说成都是国有或集体的,相当一部分就是私人的;就算是国有企业,也有不少没有拿劳动者当主人,像本事件中的穗保公司即是如此;在企业对职工严重不公,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应当允许职工采取罢工之强烈的方式表示抗议,迫使企业作出让步。

  另外,我国法律虽没有规定职工的罢工权,但也没有禁止罢工,根据“对于公民权利,法律没有禁止的即可为”的法治原则,劳动者罢工也不违法,不违法就具有广义上的合法性;我国《工会法》还规定,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会同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这里虽没有用“罢工”一词,但大面积的停工,实际上就是罢工,工会法也算是间接承认罢工权了。

  尤其是,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罢工权,我国又没有在参加条约时申请保留,基于“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准则,我国就有义务遵守条约的规定,但在国内法上有所体现。期待国家通过修订国内法(最好是宪法,宪法修订了劳动法自由要相应修订),直接正面地规定劳动者有罢工的权利,全面履行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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