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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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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办主任强奸幼女案再审中的法律问题  

2013-10-23 13:01: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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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办主任强奸幼女案再审中的法律问题

  

本文为中国网“观点中国”的约稿,链接在此: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0_85090.html


    刑事判决刚生效,即通过再审抗诉来启动纠错程序,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必须启动本案原审一审错误裁判的问责机制。   


    云南昭通中院接受昭通市检察院对郭玉驰强奸幼女被判5年案的抗诉,近日指令大关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按一审程序再审该案;原审附带民事部分(零赔偿判决)经当事人上诉后,昭通中院也发回重审,将由大关法院与该案刑事部分一并审理。

  本案虽已启动再审程序,我们姑且相信在接下来的司法程序,公正能够得到实现。但公众被本案中一系列法律问题搞迷惑了,需要得到澄清。这些问题主要有:若没有舆论的汹涌之势,本案能否启动再审程序,舆论如此影响司法正常吗?一审判处后被害幼女的父母即请求大关县检察院抗诉却遭到拒绝,在此情况下,昭通市检察院咋又抗诉了?当事人对附带民事判决不服上诉了,为什么昭通中院不自己直接作出二审裁判,而要将案件发回重审?为何被害幼女未获得一分钱的精神赔偿,这样做合法吗?下面对此一一进行解答。

  一、本案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舆论审判,但这是不正常的司法现状倒逼的,不能怪舆论

身为县编制办公室主任的郭玉驰强奸4幼女虽没有多次强奸、轮奸、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等应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节,依法应在3-10年之间量刑,但其除抓获后能够认罪以外,再没有任何从轻处罚情节,甚至对受害幼女没有任何赔礼道歉,也没有赔偿一分钱的表示,可以说,一点悔罪的意识也没有。因此,笔者同许多人的预期一样,应判处郭玉驰8-10年较妥,而原审法院居然仅判决其5年,且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确实明显偏轻。

本案启动再审程序纠错,是典型的舆论的胜利;而舆论倒逼才能实现公正的司法现状,绝不是法治的幸事,而是法治的悲哀。在法治国家,虽也强调公开审判以监督司法权的行使,但都排斥舆论干预司法,奉行“法官除了法律没有自己的上级”之理念,让法官秉承公正的司法理念,完全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以维持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在我国,司法腐败其他官场腐败一样严重,“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大量存在,一些法官没有好处不作为,有了好处乱作为,导致公正的审判程序形同虚设,实体上因人适法、选择性执法,逼得当事人不得不助于舆论的关注。虽说舆论过度干预司法绝对是不正常的。但在我国,不能怪舆论干预司法,而应怪不公正的司法逼着人们选择舆论干预。

二、昭通市检察院抗诉不同于大关县检察院抗诉,两者都称抗诉,却大相径庭

同样是针对大关县法院以强奸幼女罪判处郭玉驰有期徒刑5的一审判决,由昭通市检察院提起抗诉不同于由大关县检察院提起抗诉

若大关县检察院在一审判决送达后10日内抗诉,理论称之为二审抗诉,其效力是引起上一级法院对本案的二审,一审判决未生效,其效力最终如何待定——二审裁判维持一审判决时,二审裁判连同一审判决一起生效;二审改判的,一审判决不生效,改变后的二审判决生效;若二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则原一审判决也不生效,相当于未审判一般,重打锣鼓重开张。当然,大关检察院就本案向大关法院的量刑建议即为3-5年,即建议最高判处5年;现被害人认为判处5年量刑畸轻,请求大关检察院抗诉,大关检察院不抗诉,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否则,他便是自己掌自己的嘴巴。

现大关县检察院没有提起二审抗诉,而是由昭通市检察院在一审判决生效后提起了抗诉,这在理论上称为再审抗诉。再审抗诉同二审抗诉不同的地方有:(1)抗诉的检察机关不同。二审抗诉的检察机关是一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是对自己求刑权未得到法院的尊重和支持(求重判轻或求轻判重)而提出的抗议;再审抗诉的检察院是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的上一级检察院,他是基于自己对下级法院有检察监督权。(2)抗诉对象的效力状态不同。二审抗诉针对的是一审未生效的判决;再审抗诉的对象为一审的生效判决或者二审的生效裁判。本案再审抗诉的是一审生效判决。若本案经过了二审,昭通市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检察机关也是可以抗诉的。但此时的抗诉机关不再是昭通市检察院,而应是云南省检察院了。(3)抗诉的期限要求不同。二审抗诉是对一审未生效判决进行的抗诉,因此,必须在抗诉期内即受送达一审判决后的10日内提起,否则一审判决即生效了,二审抗诉权即消灭;再审抗诉权是基于有错必纠的原则,没有时间限制。

三、被害幼女对附带民事判决不服上诉了,昭通中院确实可直接作出二审裁判,也可发回重审

这样一起严重地侵犯幼女心身健康的犯罪案件,被害幼女提出了80多万元的赔偿请求,法院居然做了零赔偿的判决,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是必然的。

 我没有看案卷,不好妄加判断。被害方提出的80万多元的赔偿请求,真的都没有一点证据支持?我很是怀疑。另外,虽然刑事公诉案件不能调解,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是可以进行调解,刑事法官的量刑决定权,很容易做通被告人的工作,达成赔偿协议,甚至达不成赔偿协议,由于法官的工作,被告人堂堂愿意主动赔偿部分损失,咋会是零赔偿判决!

从程序上讲,刑诉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在理论上被概括为“一并审判或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绝不能“先民后刑”。因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而提起的诉讼因此需先查明犯罪事实,再查明犯罪行为所导致物质损失的大小,从而作出判决。

现在,本案刑事部分发回大关县法院重审,根据“一并审判”的原则,将附带民事部分也发回大关县法院,由其与刑事部分一并审判,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法院这样做,也再给附带民事当事人一个上诉权——若对再审一审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

当然,昭通中院接受附带民事部分上诉后,也可以不发回大关县法院重审,而由自己审理。由于这时刑事部分已发回大关县法院重审,重审后才能认定犯罪事实,因此,昭通中院的附带民事二审也不能往下进行(不能先民后刑),而应当诉讼中止,等刑事再审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如果再审一审的判决,控辩双方都服判(法定期限内不上诉、不抗诉),再审一审判决生效后,昭通中院可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二审(符合先刑后民的原则);如果再审一审判决后有合法的上诉或抗诉,那么,昭通中院可将该案刑事部分的二审和附带民事部分的二审一并审理(符合一并审理原则)。

四、原一审判决对被害幼女未判赔一分钱的精神赔偿是否合法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实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弦外之音是,只有遭受物质损失有权要求赔偿,遭受的精神损害无权要求赔偿。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恶法。现在立法上出现了一个怪胎,不构成犯罪的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时,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最严重的人身侵权——犯罪性人身侵权,反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了。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本案原审一审判决不支持被害方精神损害赔偿,你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该案将法律的悖理性更突显出现了,期待早日修改这样的恶法条款。

但司法实践对该恶法规定有不少突破,例如清华大学两教授夫妇14岁的女儿在公交车上被售票员活活掐死案,法院即判决公交公司赔偿两教授夫妻精神损害30万元。但这种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个普通被害女童身上,最大可能的原因是被告人是政府官员(原一审判决不但存在刑事上包庇被告人之嫌,从附带民事上也存在庇护被告人之嫌)。如前所述,因为附带民事案件可以调解法院可动员被告人自愿向被害方进行赔偿以求得被害方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处罚原审法院根本未去做这个工作,却依然让被告人获得了比赔偿并获得谅解了还要轻得多的判处

公众关注度如此之高的案件却获得了如此不公正的判决,难怪舆论反应那样强烈结果造成了,刑事判决刚生效,即通过再审抗诉来启动纠错程序,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在再审本案刑事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同时,必须启动本案原审一审错误裁判的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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