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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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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的定性出了问题?  

2013-08-02 17:42: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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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的定性出了问题?

 

/刘昌松

 

2013/08/02新京报,乃该报的约稿,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完整版)

 

南周报的报道,确实让人感到唐慧“上访”与政府“维稳”给司法带来的巨大压力,但若说一个弱女的上访即能够彻底改变法院对案件的定性,迫使司法机关将案件性质由介绍、容留卖淫罪”,变更为“组织卖淫罪”,又变更为“强迫卖淫罪”,我认为,确实过于夸张了唐慧上访的作用。

 

“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的定性出了问题? - 刘昌松 - 刘昌松的博客

在永州市劳教委败诉、“上访妈妈”唐慧赢得她应有的胜利之后,新近一期的《南方周末》又让事件回到了原点,该报又对唐慧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进行了调查。记者发现,这桩引发国人极大注意、判决两名被告人死刑、四名被告人无期徒刑、一人有期15年的案件,居然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严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

读完报道,确实感到到唐慧“上访”与政府“维稳”给司法带来的巨大压力,连湖南省高院负责本案二审的审判长赫荣生也说,“办了几十年案子,从来没有这样判过;但没办法,官太小,即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若说一个弱女的上访行为即能够彻底改变法院对案件的定性,迫使司法机关将案件性质由介绍、容留卖淫罪”,变更为“组织卖淫罪”,又变更为“强迫卖淫罪”,我认为,确实过于夸张了唐慧上访的作用。

媒体质疑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被害人乐乐从开始同被告人周军辉相识、当晚到周的出租屋与其看黄碟、发生性关系,到被其带到柳情缘休闲中心接客,都没有强迫行为,甚至唐慧接乐乐回去,乐乐还不愿意;二是“强迫“行为只有乐乐的陈述,乐乐确有一次被打,还是乐乐先动手打了休闲中心老板秦星所致,且2007113的陈述,加进了前三次都没有的一些受到严重威胁和被绑打的情节,预示与警方受到“上访”与“维稳”压力“加大办案力度”有关。

但我认为,即使记者调查的这些“瑕疵”都存在,也不足以改变案件的性质。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案发时乐乐只有11岁,也许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经不住周军辉的引诱,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但乐乐没有性同意权,无论周军辉有没有强迫行为,都毫无疑问成立强奸罪;周将乐乐带到休闲中心,另外成立引诱幼女卖淫罪(司机机关可能按吸收犯,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进行处理了,其实应当并罚);休闲中心的老板等人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迫使乐乐接客3个月,也成立强迫卖淫罪(即使乐乐前面愿意接客后面不愿意了,也成立)。至于组织卖淫罪,因该休闲中心控制着3名以上的女性卖淫,且该罪包容了强奸行为,我认为定该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本案的被害人为乐乐(似略去了组织其他女性卖淫的情节),迫使乐乐卖淫是核心情节,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最终定为强迫卖淫罪。实际上,我认为同时定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可能更妥。该两个罪为自然人犯罪,单位不成立,只能定罪处罚相关自然人(老板、参与组织、迫使者)。

其实,强迫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规定在一个法条,两罪的法定刑是共用的,最高刑都有死刑。只不过组织卖淫罪从罪名上来看只是把卖淫女组织起来做生意而已,没有侵犯妇女的性同意权,危害性仿佛强迫卖淫罪降低了不少,实践中组织卖淫者也的确很少被判死刑(北京石景山区组织卖淫的马玉兰即被判了死刑,但这种情形很少)。这两个罪似乎比强奸罪还重,因为强迫他人卖淫者、组织他人卖淫者自己也强奸了被害女性,不另定强奸罪,而是将强奸行为包容在了强迫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之中,按照该两罪的情节加重犯处理,最高可判死刑。从重行为吸收包容轻行为的角度来考虑,强迫卖淫罪比单纯的强奸罪要重,但与组织卖淫罪无轻重之别。南周报记者认为上访使司法机关将组织卖淫罪又变更为更重的强迫卖淫罪,存在法律认为错误。

至于前期侦查本来启动就难,没有唐慧以死相逼的上访,连立案都困难,故警方前期对乐乐陈述的笔录有“大事化小”的成份也不难理解。我认为,警方因为“上访”与“维稳”的压力,在后期的侦查中即敢于鼓动乐乐编造对被告人极其不利、置被告人于死地的情节,可能性不大。

当然,一二审判决的定性没有问题,不等于其量刑也没有问题。我认为,如果司法审查证实了记者调查所反映的情况,确实查明各被告人对乐乐几乎没有强迫行为,或者只有不重的、偶尔的打骂行为(也构成胁迫),且乐乐后来真的很乐意在休闲中心继续呆下去,则说明强奸行为、强迫卖淫行为对乐乐的心理伤害相对较小,就不是最恶劣的犯罪情节,判处2人死刑立即执行,似有量刑偏重之嫌。这有待于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中查明。

现在,乐乐案中七名被告人的家人也开始了上访营救亲人之路,他们无疑从唐慧上访取得“成功”中看到了希望。若真像南周报记者所表达的那样,“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中有两名被告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不是留有余地的死缓),竟是被上访者给逼的——叫为严格的极刑判决,也能这样形成,那我们的司法已经不再是司法,而是权力者手中随意摆弄的玩具而已。

法律要求,法检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司法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期的南周报不仅在头版独条而且用了最重要的前3个完整的版面报道了“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无非也是想以此“重型炮弹”来影响最高法院正在进行的此案核准。因此,期望最高院一方面能排除外界压力,公正进行核准;另一方面也期待最高院公开回应南周报所提出了一系列疑问,毕竟“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起产生了不亚于美国“辛普森杀妻案”之国际国内重大影响的案件。首席大法官周强近期反复强调司法公开,不仅结果要公开,过程更要公开。

总之,无论最高院是否核准乐乐案中两被告人的死刑,我们都期待是一个公正司法的结果,而不是“上访”与 “维稳”导致的结局。

 

【新京报摘发本文,链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8/02/content_454664.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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