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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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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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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一下刘志军案免死的判决  

2013-06-12 05:13: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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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一下刘志军案免死的判决

    刘志军案没有当庭宣判,我认为这样做,主要是观察一下舆论的反应;如何舆论的反应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死缓判决结果就没有任何悬念。可真这样判了就没有风险吗?当年沈阳中院审理“黑老大”刘涌案,一审判处刘涌死刑,辽宁高院二审改判死缓,结果如何?“刘涌不杀,死刑留给谁用”之强大的舆论压力,逼着最高院自己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很快改判刘涌死刑,并及时执行了死刑,算是平息了风波。刘志军案的判决,请慎重啊!

   一、模拟一下法庭判决的核心部分(省却法条和重复表达内容),实际应该没有多大出入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这样做,主要是观察一下舆论的反应;如何舆论的反应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下面的判决结果就没有任何悬念)

本院认为,刘志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志军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注:该罪的最高刑为10年);两罪并罚,本应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考虑到刘志军能坦白自己的罪行,其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和受贿赃款已基本挽回,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均据此建议法院从轻处罚,本院认为其理由正当,予以采纳。遂判处如下:

刘志军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合并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二、模拟一下最后结局,实际结局应该没有出入

宣判后,法院当庭向检察机关、被告人、辩护人等送了判决书。法定的10日上诉、抗诉期内,检察机关没有抗诉,刘志军也没有上诉,经报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此案就这样完全尘埃落定。

试想想,检察机关咋会抗诉呢?那本来就是他建议的结果;辩方咋会上诉呢,这本来就是他追求的结果。因此,这个结果对于控辩双方而言,将是皆大欢喜、十分“和谐”的结局。

三、法院选择在端午节小长假前一日审理,真是颇具“匠心”

这样,审理时处于半放假状态,社会关注度便下降了很多;等到第二天全面报道时,全国已处于完全放假的状态,关于刘志军不死的讯息只会成为游玩中一点谈资,假期中也喜欢上网发表点意见的网友毕竟不多,相互唱和几声,成不了大气候;即使报道中披露了控方放出的不死信息,经过三天假期的缓冲,也不会有太大的社会震荡。

四、控辩双方的这出戏,着实演得出色

控辩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仿佛存在一场事实上的辩诉交易(我国没有确立辩诉交易制度):

辩方主角刘志军对指控完全认可;不请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为法院指定);庭外让家属积极退赃,在法庭上毕恭毕敬,一直站着接受审判;最后陈述时声泪俱下地对犯罪表示忏悔。

检方则当庭提出,刘志军有坦白情节,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和受贿赃款基本已挽回,建议法院可从轻处罚。

别小看了检方的这两句话,也别看它在法庭上未提具体的量刑建议,但这实际等于提了量刑建议,即建议法庭判处其死缓(因为不可能更低了),相当于初亮免死牌一般。

按照刑诉法理,法庭的刑事审判格局为:控、辩、审之稳定的三角。没有控,就没有辩,更没有审;控乃主动出击,辩乃被动应战,审乃居间裁判。控或辩得有理,法庭支持;控或辩得无理,法庭驳回。现在倒好,坦白和退赃本是辩方来发表的从轻意见,现在由控方直接来表达,其力度之大,简直是雷霆万钧。因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之罪,即使存在自首这样过硬的从宽情节,检察机关也不建议从轻处罚,别说几乎所有犯罪中都可有的“坦白”情节(之前为酌定从宽情节,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为法定从宽情节,但从宽幅度应远远低于自首),退赃则为酌定从宽情节。

在法治国家,判的范围不能超过控的范围。控方不控,审方根本无权审理;控方撤控,审方也只好作罢;控有罪可依法判无罪,控罪重可依法判罪轻,但绝不允许控得轻却判得重;否则,在法理上是不能接受的,我国法院大致上是遵从这一法理的,但个别情况下可不受这一限制。

现在控方主动要求从轻判处,法院岂有不接受之理?!在我国,实践中的做法是,辩护律师要求从轻判处,法院大可当做耳旁风,但检察机关建议的,一般都会接受,甚至事先就协调好了。

此外,辩护律师有一句话,不知道网友们是否读得懂,反正我是犯迷糊:“刘志军没有检举揭发他人以谋求立功,从而为自己谋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到底是功还是过?别咬出更高级别的官员来,以防腐败体系崩盘,也算是为腐败机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对贪腐大鳄而言,确实是在“立功”,但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在“包庇”犯罪呀!尤其是,已经是部长的刘志军,是否还向更高级别的谁行过贿?若行过贿,那数额一定是个天文数字;该更高级别的谁,为防刘志军将其咬出来,是否会动用一切关系保刘志军不死,就像刘志军当年为防何洪达不将其咬出来,让丁羽心不惜一切代价(结果花了4400万元)一样?我们不得而知!若真是这样,只要刘志军别“乱咬”,他的“脑袋”就是安全的逻辑能够成立——即现在检察机关以坦白和退赃为由建议法院从轻处罚,将来法院也以此为由作出从轻的死缓判决,就是运作的结果,那么,国家反腐败的决心,还真是没什么不能动摇的。但愿这个逻辑假设是错误的!

五、法院若判死缓,从法律角度而言,很难说它判得不对

刑法对受贿罪,没有直接规定自己的法定刑,而是规定“根据受贿数额及情节按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则是,贪污数额在特别巨大(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因此,刘志军案就受贿6460.54万元,连控方也认定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适用的法定刑为死刑,应该没有悬念。

但刑法同时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法律在此给法院留了一下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称生杀予夺的大权,一点也不过分。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虽都是判处了死刑,但却有生死之别,因为死缓大致上可理解为无期徒刑。至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否必须立即执行,哪里有什么确切的标准。认罪态度好或者说坦白,退赃比较充分,都可以解释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因此,法院若对刘志军判了死缓,从法律上讲很难说他判错了。而且,死缓案件,高级法院即可核准,连最高法院也不需要惊动并为此承担压力。

六、此案判死缓的压力,不来自法律而来自政治

虽然从宪法的角度而言,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从实践的角度思考,我相信公众的理解一定是,刘志军案判不判死刑,决定权根本不在北京的法院,而在于中央的高层。因此,即使有北京的法院在这里顶着直接的压力,但这也控制不了公众依据此案处理来判断中央高层反腐败的决心。

可以说,刘志军不死,以后其他贪腐官员若也有坦白和退赃的情节,即不好判人家死刑。因此,刘志军的免死,甚至产生实际废除贪污受贿罪死刑的政治法律后果。这同目前贪腐如此严重,立法上提都不敢提废除该类罪死刑的政策考虑,是格格不入的。

七、受贿罪是对人民的犯罪,从不从轻,得问问人民答不答应

受贿罪与行贿罪是一个对子,受贿者和行贿者都得到了好处,受侵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该类犯罪,法庭上被害人的席位是空缺的,但法庭外所有的公民都是实际的被害人。

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和人民指控犯罪,虽是人民通过立法赋予他的职权,但他指控时是否应当好好听听人民的呼声呢?而现在,检察院在法庭上发出“建议从轻处罚”,这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恐怕还需要经过检验!

当年沈阳中院审理“黑老大”刘涌案,一审判处刘涌死刑(立即执行),刘涌上诉,当事人及家属在北京请了最好的律师为刘涌二审辩护,辽宁高院二审改判刘涌死缓,高院二审改判的死缓,由于死缓核准权也在高院,也不需要惊动最高院即生效了。

结果如何?公众发出了“死刑没有废除,刘涌不杀,死刑留给谁用”的呼声。强大的舆论压力,逼着最高院自己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将该案提归自己再审,很快判处了刘涌死刑,并很快执行了死刑,算是平息了风波。

刘志军案,到底如何判,如何核,公众如何反应,让我们一起慢慢观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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