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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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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姐”及相关人员可能涉嫌的罪名  

2013-02-01 23:19: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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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姐”及相关人员可能涉嫌的罪名

“房姐”龚爱爱,1964年出生在陕西神木县,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她在陕西、山西、北京三省共拥有四个户口。北京警方131日通报其在京拥有41套房产,共9666.6平方米。其曝光的资产越来越让人愕然。“房姐”此前受访时称,财产是家族做生意所得,而当地知情人透露:煤老板从她手里获得贷款后,往往拿出股本作“回报”。(21日中国经济网)此外,网传房姐在京大部分房产来自于三里屯SOHO潘石屹否认同“房姐”串通洗钱,认为只能相信政府公开的身份信息,公司没有能力知道她到底有几个身份证,哪些是假身份证。

北京警方只是对“房姐”在京办理假身份证立案调查以及查封了其用假身份证购买的房产和机动车。神木警方之前表示未立案,故不能采取技侦手段,而用一般手段就是联系不上“房姐”;现在,神木警方又千呼万唤出不来,显然还是原来的状况。于是,房姐仿佛从此人间蒸发一般,让公众和媒体难觅踪迹,有人甚至怀疑其已经逃离到了国外。

 我认为,一方面,“房姐事件”牵涉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富人和警察联手玩弄户口游戏、以及一人在京拥有41套房对限购政策的巨大冲击等诸多敏感社会问题,使得该事件已成为目前倍受关注的头号公共事件;另一方面,神木的司法机关对此事件的消极怠慢、上级司法机关对神木的督办乏力,已让公众实在无法容忍,这使该事件的走向越来越糕。

在此,我仅想从刑事法律的角度,来回答该事件的各个环节,有可能涉及的有关罪名。

一、“房姐”在三省共拥有四个户口可能涉及的有关罪名

神木当地人向媒体透露,龚爱爱在北京、陕西、山西共有四个户口根本没有什么,“神木有钱的人,都有两三个户口,这不算啥。”“事实上,根本不用特意找关系,周边的贫困县,专门有人是靠卖户口赚钱的。很多神木煤老板都有拉去买户口,几千就能弄到一个山西的北京的贵些,去年北京市中心的大概80万一个,通州的要50万但都没有神木本地户口贵。”

这说明,房姐的几个户口极有可能是买到的,而户口是禁止买卖的,卖户口的钱不可能进到国库的账面上,而只会装进了卖户口的官员或中间人的口袋里。因此,买卖户口可能涉嫌贿赂犯罪。涉及的罪名有三个,买户口的人涉嫌成立行贿罪,卖户口的人一般为警察,涉嫌成立受贿罪;中间牵线的人,则涉嫌成立介绍贿赂罪。依有关司法解释,行贿罪的立案起点为1万元,受贿罪的立案起点为5000元,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这三个罪都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办,因此,将不予立案查处的责任都归咎于公安机关,显然不妥——相关检察机关看公众都将矛头只指向公安机关,一定在一旁窃窃私笑。

据报道,目前神木县已对龚爱爱户籍办理中负有责任的神木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等人做出停职处理,但停职不是行政处分,更不是刑事处分。由上得知神木当地的户口最贵,卖一个,80万元都打不住,龚爱爱另办的一个当地户口到底花了多少钱,肯定应该查清,该刑事立案的,当地检察机关应及时立案。报道称,山西省已对临县公安局克虎派出所指导员李有兵等人刑事拘留,但未见报道以何罪名刑事拘留的,应该是涉嫌受贿犯罪。报道仅称,北京警方对办理假户口在立案调查,——这不对呀,贪污受贿罪也好,渎职枉法犯罪也罢,都应由检察机关查办才是。

二、“房姐”拥有的巨额财产有可能涉及的有关罪名

报道称,龚爱爱1986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神木县信用联社担任会计工作,2004年,神木县信用联社改制为股份制的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龚爱爱被任命为兴城支行行长,后升任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知情人透露,神木的煤炭行业最开始发展时差钱,煤老板们都得求着银行和信用社的人。”贷款得给银行的工作人员回扣是那个时候神木县的行规,比如贷款500万煤老板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当时任兴城支行行长的龚爱爱权力很大,众多煤老板趋之若鹜坊间称呼她为神木四大富婆之一。

可见,龚爱爱可能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但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并非国有银行,而属于农村集体股份制企业。因此,即使知情人所述属实,龚爱爱因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但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应的那些送钱、送股份的煤老板,则涉嫌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若罪名成立,龚爱爱靠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巨大财产当然属于赃款赃物,应依法予以追缴无疑。

 三、“房姐”在京拥有41套房产,相关企业是否涉嫌洗钱的罪名

近日北京警方的通报虽透露龚爱爱在京拥有41套房产,但没有披露相关信息,尤其是,龚爱爱在京房产是限购前还是限购后购买的。如果是在北京实施限购前购买,除身份造假以外,则买多少套住宅和非住宅房,在政策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那时对于住宅和非住宅都没有限购。

若在实施限购政策后购买,因户籍信息是录入系统的,购房资格审核要在系统中核验户籍信息,即便是北京户籍的家庭,名下如果已有两套住宅,则是无法再购买住宅的。因此,如果龚爱爱在限购后还北京以“万花仙霞”的名义购买多套住宅房,SOHO还买给她,确实存在违规问题;如果明知她是为了隐匿犯罪财产来源而购买房产(无论是住宅不是非住宅)SOHO放任其为之,那么确实存在洗钱犯罪的嫌疑。

但据报道,现北京警方查出龚爱爱以“龚仙霞”的名字所购北京房产中只有一套住宅,其他均为商业用房。而限购实施之后,购买商业等非住宅项目,根本不在限购之列,“龚仙霞”的名字更是在公安部身份信息中能够正常检索到为北京正式户籍人。因此我认为,潘石屹的辩解完全能够成立:公司没有能力知晓龚爱爱到底有几个身份证,哪些是假身份证;SOHO相信政府公开的“龚仙霞”为北京市民的身份信息,买给其一套住宅房,不仅不存在洗钱犯罪问题,甚至不存在政策违规问题(无论龚爱爱是在限购前限购后购买)。

当然,如果SOHO明知龚爱爱的“龚仙霞”身份证为假,并明知她隐匿犯罪财产来源而购买,哪怕只购买了一套住宅房,或者哪怕她买的都是商业用房,也成立洗钱犯罪,公司等单位是能够成立洗钱罪的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定,单位犯洗钱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责任人员则处于有期徒刑等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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