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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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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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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防冤假错案新规虽有态度但无新意  

2013-11-24 14:39: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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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防冤假错案意见虽有态度但无新意

 

    最高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2013/11/21发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3/11/23  1020 警法在线 连线采访我谈亮点。广播连线链接

http://audio.rbc.cn/play.form?programId=1404&start=20131123102000

    

    【主持人】“疑罪从无”理念,有何进步意义。

  【刘昌松】疑罪从无,是从有利于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指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犯罪,即使有很多证据指向被告人存在犯罪的嫌疑,也不能判罪。证明有罪必须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不太充分,证明不了有罪,就是无罪,无罪是不需要证明的。从国际范围上来讲,该原则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即提出来了,现在已是各国普遍适用的一项法律原则。

    即使在我国,它也不是一个新制度,1996年刑诉法第一次修订即确定,至今已呢17年了。它的法条表述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如果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证据体系由100个链扣组成,现在有了99个链扣,还差一个链扣,那就算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应该宣告无罪。    

去年刑诉法进行第二次大修,规定疑罪从无的那个法条,其实一个字也未变,保持1996年大修时的规定。因此,我认为,以前不是法律没有规定疑罪从无,而是实际观念和做法上的问题,理论上我们长期奉行不搞无罪推定也不搞有罪推定,而搞实事求,但实际上搞的还是有罪推定那一套(无罪推定的法律提法到现在也没有,疑罪从无制度是有,但只是无罪手术室的派生物)

最高法院的有关文件中甚至还写有证据不充分时判罪一定要“留有余地”,而不直接说要判无罪。这次的《意见》中倒是将“留有余地”抹除了。《意见》明确提出了“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这是由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浙江叔侄冤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教训得来的,希望这一次动真格,真的实施起来

  【主持人】请帮助解读一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是这一次新提出来的规则,但有所深化。之前最高法院有“两个证据规则”都规定,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排除。这次《意见》则扩展“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应排除。最高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还说,虽然刑讯逼供的案件并不都是冤假错案,但所有冤假错案都存在刑讯逼供,没有刑讯逼供,人家干嘛要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这不合逻辑!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敢公开承认“所有冤假错案都存在刑讯逼供”,实属难得。

  可是在过去,我们有多少法院,在多少次案件的审理中,认定过存在刑讯逼供呢?在我的印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提出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意见,都被法官一概否定

  因此,这次《意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无多少新意,观念上的特别强调、表达上的公开承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主持人】请谈谈除影响国防、外交的案件以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这一说法的意义

【刘昌松】这个的意义非凡!这种提法本身的弦外之音,就是以前政法委介入个案很严重。的确,出于“维稳”考虑,地方政法委一度是干扰个案审判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法院的法官不是不懂法,不是不知道疑案从无,但有政法委那个基于维稳的考虑而产生的干预,无法做到疑罪从无。所以,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说:“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等,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其中,最大方面的干预即是政法委的干预。因此,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的司法体制,消除政法干预,是最大的配套举措

政法委干预法院办案,之前也没有法律这样规定,但有内部文件的规定,文件大于法律,实践中都在按绕着文件做,且被认为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特色做法,实际上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权是相悖的。我认为这一次这一提法的意义,不在于规范有多新,而在于敢于认错纠正,认错是改错的前提。

【主持人】您对法院不得参与公检机关联合办案的新规有何看法?

这是从“重庆打黑”(后来有所蔓延)模式中得到的沉痛教训。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前,我们有过公检法合署办公的历史,很多公民深受其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拨乱反正,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后沿习。这是借鉴西方法治国家成功经验的好做法。但重庆打黑时成立了打黑领导小组,公检法三家都派人参加,真正地合署办公,这种模式的办案特色是未审先定、审判完全游玩形式,互相制约的原则遭到严重践踏,极易造成冤假错案,且造成了冤假错案很难得到纠正,因为公检法三家都参与了错案的制造。

这次司法体制改革,强调审判工作去行政化,院长、庭长只是行政领导,不得干预法官办案,强化“审判者办案、办案者担责的”机制,这当然要杜绝合署办公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2013/11/21发布

 

为依法准确惩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对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司法理念

1.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尊重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3.坚持程序公正原则。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4.坚持审判公开原则。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审判过程、裁判文书依法公开。

5.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二、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

6.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7.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8.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9.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命案,应当审查是否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三、切实遵守法定诉讼程序,强化案件审理机制

10.庭前会议应当归纳事实、证据争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庭审时重点调查;没有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适当简化。

11.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12.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除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庭外调查核实的外,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3.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4.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理由、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或者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及理由。

15.定罪证据存疑的,应当书面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在二个月内未提交书面材料的,应当根据在案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四、认真履行案件把关职责,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16.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事实负责。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

合议庭成员通过庭审或者阅卷等方式审查事实和证据,独立发表评议意见并说明理由。

死刑案件,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

17.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委员依次独立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

18.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不得发回重新审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上诉、抗诉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判。

19.不得通过降低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不得就事实和证据问题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20.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意见。证据存疑的,应当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地调查。

21.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的,应当依法报请延长审理期限。

22.建立科学的办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得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单项考核指标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

五、充分发挥各方职能作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

23.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24.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

25.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代表等旁听观审。

26.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应当依法复查。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及时纠正。

27.建立健全审判人员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审判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追究。审判人员办理案件违反审判工作纪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关审判工作纪律和法律的规定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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