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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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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核应当现场讯问被告人  

2012-03-14 23:06: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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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核应当现场讯问被告人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死刑复核程序中到底是“可以”还是“应当”讯问被告人,在经历了几番起伏后,最终选择了“应当”,并获得了通过。这在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政策上,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毋容讳言,立法本身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和妥协的过程。若站在最高法院的立场上思考,“可以”和“应当”之两字的变动,意义非同小可。我国地广案多,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又一般都关押在地市级的看守所,尽管2007年死刑复核权一律上收到最高法院后,最高院相应增加了一批复核法官的编制,但死刑案件的案情重,案卷厚,书面复核加之有选择性的提审复核,已经让复核法官有不堪重负之感,现在又变成每案必须提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于是,著名刑诉法学者陈光中教授为最高法院支出一招,即可采取远程视频的方式讯问被告人。这种方式虽然较书面复核有很大的进步,也似乎符合了法律的要求,但笔者认为,此举深为不妥。

一是不符合刑诉法保障人权的原则要求。这次修法,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将保障人权写进刑诉法,成为该法的原则性条款。原则条款最大作用是指导具体条款的适用。谁都知道,生命权是公认的最高人权,法律既然规定了“应当讯问被告人”,就应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规定的程序价值。如果只是通过视频讯问一下被告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这只是在完成死刑复核的一道工序而已,从而使程序价值大打折扣。

二是不符合死刑案件本身的内在要求。适用死刑的本质,乃是使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去剥夺一个自然人的生命。而生命只有一次,这使得死刑案件绝不能出错,否则没有补救的机会。而杜培武、聂树斌、吴英等案告诉我们,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基于某些利益因素的考虑,难以纠正业已作出的错误死刑判决是客观存在的,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案的最大优势,也在于其地位的相对超脱,但如果它只通过远程视频讯问,被告人仍会有面对机器设备之感,仍有一种完全被当地司法机关控制之感,而不敢面对镜头,放开诉说冤情,使得一些错案或不该杀头的案件,失去了一次重要的纠错机会。

三是办案负担重,不应成为实行远程视频讯问的理由。负担重,说明我国的死刑适用量还是太高,这与废除死刑的世界趋势相去甚远,也不合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应通过减少死刑的适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因在现场讯问还是远程视频讯问上做文章。最高法院通过严格地复核程序,把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死刑案件拦截下来,反馈性地引导地方法院大大减少死刑的适用,才应是正途。

退一步说,即使死刑案件降不下来,也只能靠增加办案人手和办案经费,以及建立巡回法庭等方式来解决,而不能在这关键环节上省一口。毕竟死刑案件是刑事案件中的重中之重,毕竟生命大如天,多些投入是值得的。

修订后的刑诉法明年11日才生效,但法律的规定(包括复核死刑应当讯问被告人的规定)毕竟过于原则,期待最高司法机关秉承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理念,通过实施细则来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从而提升而不消弱这部有“小宪法”之称的法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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