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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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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立法完善对死亡被害人之近亲属的权利保障  

2012-02-16 23:09: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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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立法完善对死亡被害人之近亲属的权利保障

广州日报近日报道,13年前,云南省宣威市乐丰乡新德村19岁村民徐文素,遭同村无业村民代贤锋32刀抢劫杀害。曲靖市中院一审判处代贤锋死刑,两个月后云南高院二审改判代贤锋死缓。而被害人徐文素的家人在二审判决10年后方知改判,并得知凶犯再过几年就要出狱。徐家人暴怒,当即向法院提出了申诉。近日,云南高院决定对徐家人的申诉进行审查。(参见214《广州日报》)

对于二审法院改判,为何没有通知被害人家属,云南高院的一位庭长这样解释:从二审判决来说,没有刑事附带民事当事人,省高院就没有告知被害人家属判决结果的义务。许多网友认为这位庭长是在狡辩,其实不然。在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若死者近亲属在一审中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虽提起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的情况下,被害人的近亲属就不是二审程序中的当事人,二审法院依法确实没有义务向其送达判决书,让其知晓二审结果。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法律的视野下,因被害人被害死亡引起的这个二审程序,怎么像被害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与死者近亲属一点关系都没有?换一个问题就是,难道死者的近亲属连凶手最终受到了怎样的处罚,都无权知道吗?或许,本案死者家属10年后才知道改判结果的情况只是极端的个案,但依现行刑诉制度,发生这种情况实属必然。这是我国刑诉制度设计中严重漠视死亡被害人之近亲属权利的一个极端表现。

对此,我在办案中就有切身感受。去年,北京二中院一审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我担任死亡被害人之父母作为附带民诉原告人的代理人。被告人虽有自动投案情节,但在预审和庭审中的认罪态度非常不好,且一分钱未赔,也没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竟然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量刑严重畸轻,但完全支持了我方提出的60多万元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

由于法院对民事部分的判决正确,我方就没有对民事部分提起上诉(后来真后悔,因为丧失了作为二审当事人的资格),但就刑事部分向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请求,所幸得到了支持(请求抗诉的成功率极低,本案是该院去年的001号,据了解也是最后一号)。北京市高院二审开庭时,未通知我方,还是通过关系了解后,我带了被害人的亲人入庭旁听了庭审;后来,虽然二审改判被告人无期徒刑,还了死者以公道,也平了死者近亲属的心中怨愤,但法院也没有给被害人亲属送达二审判决书,同样是通过关系才复印了一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规定,被害人属于刑事当事人,被害人的近亲属则不是。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只能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不是刑事部分的当事人,对刑事部分几无发言权。其法理上的考虑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也代表被害人对被告人提起了公诉;若被害人活着,可以由本人对刑事部分发表意见;若被害人死亡了,其近亲属获得民事赔偿已足,刑事部分就由检察机关全权代劳了。

其实,被害人死亡后,被害人的近亲属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心理需求非常强烈,因为被害人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护死者权益的重任理当落到其近亲属的头上。许多近亲属即表示,钱可以一分钱不赔,但必须给被告人以严惩。从理论上讲,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其基本职责,作为起诉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基于各种因素,不能很好地代表被害方利益,或因司法腐败的原因,极大地损害被害方利益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法律对死者近亲属权利的漠视,使得案件审理中没有了听取与被告人直接利益冲突方声音的制约环节,使得对死者的告慰和对死者近亲属的抚慰之诉讼功能丧失殆尽,这样的程序设计,使不少被害人的近亲属因有冤无处伸,走上了上访之路,也使得一审附带民事判决正确的案件也不得不去上诉,以求得二审当事人身份,以便在民事程序中曲线维护刑事公正,从而造成诉讼逻辑的混乱。可见,这种制度设计不科学,不公正,也不人性化。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即将提交今年的“两会”进行审议。遗憾的是,这部草案对死亡被害人近亲属的权利,没有增加只言片语。云南宣威代贤锋案,或许正是上苍赐予的一个契机,想给立法者提个醒:绝不能漠视死亡被害人之近亲属的权利。笔者建议,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补充规定,在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被害人的近亲属享有被害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出庭参诉权、申请回避权、对刑事部分发表意见权、请求抗诉权以及获得各种诉讼文书权等,使得法律对死亡被害人之权益的保护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且,这样规定,在理论上不会出现任何混乱,在实践上也具有可操作性,没有拒绝规定的道理。

据报道,13年前,云南宣威被害人徐文素的家人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也没有人告知,更没有人通知他们参加一审、二审的庭审。若报道属实,则该案中死亡被害人之近亲属的权利被漠视的问题已屋了极至,不仅仅是立法完善的问题,还包括现行法未遵守的问题。现在,云南高院决定审查徐文素家人提起的申诉。从理论上讲,受理并审查申诉与启动再审程序,有着天壤的差别,前者并不一定启动后者,这与上诉一定引起二审不一样。期待云南高院像启动李昌奎案一样,启动再审程序;更希望再审时已经有了保护死亡被害人之近亲属权利的完善立法。

刘昌松  北京市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1361134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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