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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当10年军医,做过8年法官,现又有近10年律师经历。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特约撰稿人,做过《解放军生活》等杂志的专栏作者,爱写点法治时评,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法治时评文章数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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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中肇事者胡军辩护人对该刑事案的全面小结  

2012-12-24 17:19: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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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中“道路”之争的法律意义

“小悦悦事件”中肇事者胡军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一案,佛山中院近期作出了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对该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定性,改判胡军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比一审判决减了一年。许多朋友见到报道后,向我表示祝贺。其实,我对该案的终审结果并不满意。我之所以乐意接下本案二审的辩护业务,主要是希望二审能够认定案发路段为“道路”,以交通肇事罪改判本案,并通过“小悦悦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重大影响,使该案成为“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无条件地认定为道路”一个标杆性的判例,促使《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该规定在全国得到统一实施,现在这个目的并没有还到。

不少人在发帖或跟帖评论时都提到,胡军的行为难道不是因为过失而导致了小悦悦(即王悦)的死亡吗?“道路”不“道路”,胡军不都因驾车不慎致使一个2岁小生命的丧失,判处他3年半徒刑你还嫌重?这还有什么好上诉和辩论的!

这些网友从生活角度这样发问,自有自己的道理,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法律谚语),胡军依法只应承担与他行为相当的法律责任,而不应承担法外责任。这涉及到“小悦悦事件”中“道路”之争的法律意义。这里,我想通过本案,结合我国关于“道路”范围变化的法理考量,以及国外法相关制度的比较,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小悦悦事件”与“胡军刑事案”同源不同性,不是一回事

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都超过10万。一起导致一人重伤,一周后死亡的交通事故,根本没有新闻价值,更不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小悦悦事件”,是以视频中7分钟内18名路人见死不救的强烈视觉冲击,而引起人们关注的。该事件所反映的是,人心的冷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觉,事件虽然发生在佛山,但牵动着国人的神经。这是“小悦悦事件”的本质,即一个公共道德层面的事件。

胡军的行为造成了“小悦悦”被碾轧受伤继而不治身亡的后果,胡军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抛开其引发18名路人不相救助的伴随事件,胡军案不过是每年成千上万起机动车事故案中的一起。这是“胡军刑事案”的本质,即一起普通刑事案件。

当然,“胡军刑事案”是引起“小悦悦事件”的起因,两者的这种联系是不容否认的,但也仅此而已,它们既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现代刑事法治要求,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也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刑法理论称为“罪责自负,不株连他人”原则。

因此,我作为胡军的二审辩护人,一再向法庭强调,胡军的行为在法律上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不能将18名路人不相救之他人行为评价到胡军的刑事责任之中。“小悦悦事件”虽然发生在佛山,但反映的是我国社会整体道德状况,它对佛山的形象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胡军及其家人也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不能因此影响本案的公正判决。

自然,从判决书上看不出“小悦悦事件”对“胡军刑事案”责任后果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背后起着很重要的推手作用。

 

佛山两级法院查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体现了相当的司法公正;但如果能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则完全可能判处1年以下,并适用缓刑

案发当初,“小悦悦”被面包车碾轧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网络中出现肇事者故意二次碾轧、三次碾轧的各种提法,不少网友据此认为,肇事者可能存在“轧伤不如轧死的心理”,涉嫌故意杀人后驾车逃逸。人言可畏、人言杀人,胡军及其家人看到网络上的这些议论,既有受到最严厉惩处(包括判处死刑)的法律恐惧,也有遭到“这简直不是人”等指责的道德恐惧。

应该说,两级法院依法查明的事实,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司法公正。对胡军有利的下列情节,都得到了法院的认定,这包括,(1)胡军的行为主观上属于过失;(2)案发时他确实不知情,不存在逃逸;(3)知情后的当天即投案,成立自首;(4)案发后支付了王悦的医疗费等7万元,又积极配合向保险公司理赔了近30万元,并取得了被害人王悦父母的谅解;(5)案发时被害人的监护人未在现场监护亦是引发本案的因素之一等。

因此,胡军及其辩护人、胡军的家人尽管对二审判决结果还有一些遗憾,但对佛山公安司法机关认真负责地查明并认定这些事实,还是心存感激和感动的。

由于事发路段应认定为“道路”而未认定(下面详述),相应的定性即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这两个罪的量刑范围有较大的差异。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一般情节为3-7年;情节较轻的,为3年以下,可见最高刑为7年。因此,如果胡军的行为依法真的应当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一审判处其3年半是合适的,我绝不会支持当事人上诉。

交通肇事罪有三档法定刑,即一般情节为3年以下或者拘役;有逃逸等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7年;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15年。可见,若没有逃逸情节,最高刑为3年。再考虑自首、较充分的民事赔偿、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害人之监护人的过错等因素,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下并适用缓刑,是完全是可能的,这样的判例太多了。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空间,为什么不上诉呢?既然依法应是这样一个判决后果,那么二审改判为2年半,也没有理由太高兴。

 

佛山两级法院认定胡军案的案发地点不属于“道路”的理由,有悖于《道交法》的立法本意

尽管佛山的司法机关为胡军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两级法院对案发地点是否为“道路”这一关键事实的认定,却无视《道交法》的规定,令人难以接受。

一审判决以当地交警部门出具的案发路段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因属于一个公司管辖)的《说明》为基本证据,以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文,以下简称《交通肇事解释》]8条“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的机动车事故,成立犯罪的,不按交通肇事罪,而按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处理”(大意)为依据,作出了胡军的行为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判决。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交法》“道路”的界定是:“‘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就将“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当然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纳入了“道路”范围,使得2000年的《交通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与之直接冲突。无论是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还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都应当适用《道交法》而不能适用已经过时的《交通司法解释》的条文。因此,一审判决用交警的《说明》制造链接,绕开《道交法》而适用司法解释的硬伤,是至为明显的。

我知道二审改判非常困难,因为据知情人士透露,一审法院判决前即请示过佛山中院,二审维持一审“过失致人死亡”的定性不出意料之外;我是想创造奇迹,说服二审法院改变看法,以维护法律公正。从二审判决看得出来,佛山中院试图在说理方面合理做了很大努力。它给出的理由是:“案发地点在广佛五金城商铺之间的通道上,并未规划为道路用途,也没有纳入公共交通管理范围;通道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市场交易人员出入以及消防等,并非供社会公众和社会机动车辆通行。因此一审法院依照现有有效司法解释的规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胡军定罪处罚并无不当。”

其实,这是佛山市检察院的二审出庭检察官在法庭上提出的理由,我当即给予了回应。我的回应是:法律规定,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即为道路,是从一种事实状态来规定的,法律并未规定“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并被城市规划为道路的地点才为道路”,更没有“纳入公共交通管理范围”的限制条件,这是控方自己在法条上附加条件;单位管辖路段的设置目的当然是方便单位自己和服务对象(或称交易对象)使用,由于广佛五金城是一个超大型的商城,每天的客流量非常大,这些客户就是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客户车辆就不是本单位的车辆,就是社会车辆,它们可以同时从四周不同方向的16个路口自由进出该大型商城,最宽处有6个车道,案发路段有8米来宽(相当于近三个车道宽),没有任何设限,当然是《道交法》立法意义上所称的“道路”。法律如此规定的法理基础是,不特定的车辆能够自由出入一个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就使得该单位管辖的路段已在事实上成为了“公共道路”,公共安全便受到了威胁;依控方的观点,“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几乎都未在规划设计上明确为“道路”;设置目的上也都是市场交易人员出入服务,都不能认定为“道路”,那么,法律的规定即会完全被阉割。

我还列举了同为重大公共事件(“我爸爸是李刚事件”)的李启铭案作例子。李启铭在河北大学校园内生活区驾驶机动车致一死一重伤,河北的法院即认定案发路段虽为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属于“道路”,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该案。

现在,法院的判决书在说理方面较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很不够。若法律硬性规定,应将控辩双方的核心观点写入判决书,并对采信何方意见详述理由,那么,本案中控辩双方的上述观点便都会列明,孰优孰劣便,外界一目了然,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不敢妄加采信了

    

 我国立法中关于“道路”范围的变迁,经历了从“公共交通管理”到“公共安全”之立法理念上转变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制定的《道交法》,前身为1988年国务院制定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交条例》)。

《道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公路、城市的大街道、小胡同,属于人车自由通行的地方,自然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都有“公共”字样,显然在交通上也是车辆、行人能够自由出入通行的地方,也能够解释进“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对于这样一个范围的地点,公共交通管理部门也有加强管理的职责。

因此,2000年的《交通司法解释》便引进了“公共交通管理范围”的概念,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交通肇事罪办理。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的机动车事故,构成犯罪的,不按交通肇事罪,依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可见,该司法解释是根据当时有效的《道交条例》制定的,它不可能根据3年后出台的《道交法》制定。

《道交法》对道路的界定则为:“‘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显然,《道交法》比《道交条例》划定“道路”的范围更宽泛,用语更准确,特别是将过去“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是否属于道路”之争议较大的问题,明确规定为“道路”。

《道交法》之所以将“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划入“道路”的范畴,其理由是:该地点虽然在某公司、某大学等单位的管辖范围,但若允许社会机动车自由通行,则该地点便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公共道路”,公共安全便受到了巨大威胁,该地点即有必要纳入《道交法》的调整范围,在该地点发生的机动车事故,当然为为道路交通事故。

显然,关于“道路”范围的前后立法,经历了一个从“公共交通管理”到“公共安全”之立法理念上转变。

 

在胡军案二审的过程中,我等三名联名上书最高法院,意图促使其通过批复或正式司法解释,规范法院关于“道路”的认定,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由于《交通司法解释》第8条的效力并没有明确废止,有的法院撇开《道交法》还在适用《解释》的该条款,但有的法院直接适用《道交法》,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胡军案让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便在二审期间,同毛立新、尹富强两们律师一道,联名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关于对“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属于“道路”所包括的具体范围进行司法解释的建议书——建议立即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的效力》(2012年10月18日的《法制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我们在《建议书》的最后明确建议,像大学校园、汽配城、贸易批发市场、大型社区等场所,只要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不管收费不收费),即符合《道交法》规定的“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都应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明确为“道路”。

当然,我也想通过这种行为影响本案的判决,使本案真正成为“单位管辖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应无条件地认定为道路”的一个标杆性判例。这个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对最高法院制定相应司法解释的期待依然存在。

 

国外刑法关于机动车引发事故的刑事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前苏联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的,处3年以上15年以下剥夺自由,可并科剥夺5年以下驾驶机动车的权利。可见,前苏联交通肇事罪的罪名同我国一样,但量刑起点高于我国,还把我国属于行政法范畴的吊扣驾驶资格规定于刑法之中。

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则将交通肇事行为并入过失致人死亡罪之中,但一般的过失致人死亡处3年以下限制或剥夺自由;因不当履行职责(包括驾驶职责)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处5年以下限制或剥夺自由,并处或者不并处剥夺3年以下担任某种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包括驾驶活动)的权利。可见,它对前苏联的规定既有摒弃,也有继承。业务行为较一般行为对维护他人生命的义务要重,处罚也重。

日本刑法将交通肇事犯罪单独规定为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它规定,懈怠业务上(包括驾驶机动车的业务)的必要注意,因而致人死伤的,处5年以下惩役、监禁或者50万元以下罚金;襾一般过失致人死亡的,不处自由刑,只处财产刑,即处50万元以下罚金,而且为告诉才处理,不告诉不处理。

德国刑法中有交通工具致人死亡罪。它规定,交通工具之驾驶员,因严重违反义务之行为,危及他人身体、生命或贵重物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另规定有自交通肇事现场不法逃离罪,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同前者并罚。对于一般过失致人死亡罪,也规定为剥夺5年以下自由刑。

上述例举的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彼此的借鉴成份较多。

美国则属于判例法国家,其刑法规定特别细琐,闯红灯、毒驾、醉驾、超速等严重交通违规行为,每一项都是单独的犯罪;致人死亡的,则可能另成立二级杀人、刑事疏忽杀人等指控。因此,一起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的事故,可能存在多项罪名指控,进行并罚。例如今年年初,家住美国纽约的华裔陈据祥被18岁少女福瑞斯驾车闯红灯撞倒、碾过并逃逸,陈据祥当场死亡。福瑞斯即受到二级杀人、刑事疏忽杀人、在未报案下逃离车祸现场、鲁莽危害他人以及鲁莽驾驶等5项控罪。其中的二级杀人罪,最高可判处5至15年监禁。而且,美国的数罪直接采取相加原则进行并罚(所以有判处几百年刑期的判例)。   

综上所述,有的国家将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单独入罪,有的则并于过失致人死亡罪之下,称为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由于都是驾驶机动车肇事或从事机动车业务肇事,都不区分在道路上还是非道路上,使得刑法适用起来简洁明快,不会产生歧义,这点值得我们借鉴。尤其像美国那样强调自由的国度,其刑法也对机动车驾驶人提出了很高的注意义务,居然将闯红灯、毒驾、醉驾、超速、鲁莽驾驶等严重违规行为都一概入罪,而我国仅仅将醉驾入了刑,美国的做法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当然,我国刑法将交通肇事罪从一般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分享出来,将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统一评价于交通肇事罪之中;将利用交通工具,故意杀害他人或危及公共公安的行为,另根据故意杀人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也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条理性,也能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只有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作出的判决即是公正的。许多案件包括胡军刑事案件,当事人严重不服,提起上诉、申诉、上访,都不是法律本身规定得不明晰,而是法律适用中某些法外因素影响的结果。当然,最高法院如果能及时清理一些过时的司法解释则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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